“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梅贻琦
2010年夏天，当我第一次踏进陕西师范大学时，不禁被校园里美丽的景色迷住了，绿树夹道，花香满园，在鸟鸣蝶舞中呈现出一派亲近自然的造化之美。而图书馆的巍峨矗立，终南音乐厅的华丽典雅和上林体育馆的磅礴大气又让我沉醉在师大建筑的壮观里。总之，填报志愿时所知道的“教育部直属高校”、“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大学”等等头衔在我与师大的初次接触中落脚成了可观、可闻、可叹、可感的美了。
而当我今年夏天再度漫步于师大校园时，在我心中，使我作为一个师大人所引以为豪的已不仅仅是师大的美景和建筑了。瞩目畅志园的石碑，摩挲图书馆的墙壁，在岁月年轮的斑驳中窥见那一个个伟岸的身影，是我在这一年里所知道了的陕西师范大学的那些大师们，使我感受到了师大远超于风景和建筑之美的永恒的学人风采，也使我明了了何以师大会成为“教育部直属高校”、“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大学”。
众所周知，师大第一个国家级重点学科是历史地理学，师大第一篇全国百优博士论文也出自历史地理学，其实，师大历史地理学在全国的领先地位离不开史念海先生奠定的雄厚基础。
当近代的中国山河破碎、风雨飘摇的时候，与当时大多数起而拯之的知识分子一样，史念海先生也感愤于列强的侵略、国事的凋敝。铁肩担道义，他也要为病弱的中国做点事了。可是，做什么呢？是呐喊疾呼的文人还是捐躯沙场的战士？是纵横捭阖的政客还是振兴实业的商人？史先生思来想去，最终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很惊讶的决定——研究历史地理学。历史地理学？那是什么东西？当时的人们不知道，因为这是一门尚未出现的学科。可是史先生还是不顾专业领域的空白，不顾前人经验的难觅，毅然决然地做了，因为当时的中国正在遭受列强侵凌，在很多边境问题上与其他国家存在争议，而如果能从历史沿袭的角度找到证据，那么就可以在道义上战胜对方，守住祖国的大好河山。
史先生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只是为了这样做，不为名，不为利。和史先生一起被后人并称为“历史地理学三驾马车”的侯仁之和谭其骧当时一个在北京大学任教，一个在复旦大学任教，而唯独史先生为了研究中国西北的历史地理情况放弃了在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里的优裕生活，放弃了在北大、复旦这些名校里的崇高声望，背起行囊，跋涉千里，来到了荒凉的大西北，走上当时默默无闻的陕西师范大学的讲台，埋首于阳关古道的风卷尘沙中，一待几十年，直至去世。
我想，当时史先生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来研究历史地理学无非是想守住中国的大好河山，这从他为自己的学术著作汇编题名《河山集》就能看出来。其实，史念海先生以他为国家而学术，为学术而固穷的精神守住的岂止是中国地理上的疆域，他更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守住了一片人格疆域，为中华文明守住了一片精神疆域。
关于史先生还有两件事值得一提。其一是传说建国后的某一年，中国与日本在东海的一座小岛的领土归属上发生了纠纷，两国各执一词，争执不下。是史先生一语道破，说在岛的哪一个方位有一艘中国古代的沉船，可以此证明这座岛屿归属中国。结果政府派人打捞，果然如史先生所言，方位丝毫不差，从而结束了争执。史先生的学术水平可见一斑。另外一件事似乎不太光彩，但却更能证明史先生的大师地位。史先生的学生陈国生涉嫌学术剽窃，被其所任教的四川大学发现后除名。可是对于他的处置，四川大学先是不敢相信史先生的学生会做出这样的事，确定无疑后又是慎之又慎，如履薄冰，不愿做过多的宣扬，只因为他是史念海先生的学生。史先生的人格声望可见一斑。
如果说史念海先生身上正如他所研究的大好河山一样具有一种壮阔之美的话，那么霍松林先生则亦如他所研究的唐诗一样具有一种古朴典雅的韵味了。
众所周知，霍松林先生在古典文学、文艺理论方面造诣颇深，尤其在唐诗研究领域堪称泰斗。如果说一个学者能坐得十年冷板凳，将学问做好已属不易，那么霍松林先生在做好了一个学者的同时又做好了一个作者就更加难得了。如果说现代的作者能将现代文写好已属不易，那么霍松林先生以现代人的身份创作出古典诗词文赋的佳作就更加难得了。
从十六岁发表《卢沟桥战歌》开始，霍松林先生挥洒如椽巨笔，边研究边创作，写下了大量的古典诗词文赋。他的诗词创作集《唐音阁吟稿》、《唐音阁诗词集》被誉为既饱含着“中国文人之忠爱情操，贫贱不移威武不屈之高风亮节”，又可从中探知半个世纪广阔而深邃的“活的历史”。而他作于1997年香港回归之际的《香港回归赋》更是被不少人引为经典，在2007年香港回归十周年时又被再度传诵。
自古以来的文人，将学问做得好的有之，将创作搞得好的亦有之，但如霍松林先生这样两者兼备、双美并包的却实在不多见。
霍松林先生所令人称道的不光是他的学术水平和创作佳作，更是他那中国古典文人式的心怀天下、捍卫真理、刚正不阿、勇于独抒己见的人格魅力。他上中学的时候正是华夏大地遍布日寇铁蹄的时候，面对国仇家恨，他并没有“两耳不闻窗外事”，而是拿起手中的笔写下了大量的杂文和新旧体诗宣传抗战，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被国学大师、建国后曾任国家副总理的于右任先生称赞为“我们西北少见的青年”。五十年代中后期，当反右的风潮出现时霍松林先生不畏当时的政治气候针对文学研究领域存在的许多有争议问题发表了一批论文，其中的《试论形象思维》是国内探讨形象思维的第一篇长文，一发表即引起强烈反响。1966年初夏，他因这篇文章无端遭受祸害，并株连家眷，下放劳改达10年之久。新时期拨乱反正，霍松林先生和他关于形象思维的有关论述因毛泽东给陈毅谈诗的一封信公诸报端才得以释放。
2010年霍松林先生九十大寿时，海内外众多名人纷至沓来为他贺寿，一时师大校园里冠舆相接，高朋满座。其中中华诗词学会顾问、中华诗词编著中心总编辑周笃文先生为霍老九十大寿题诗道：“名重北斗寿南山，夫子关西企仰难。桃李千行书百卷，皋比围坐乐长安。”可见霍松林先生正是以他崇高的学术水平、优秀的文学创作和高尚的人格魅力赢得了大家的敬仰。
我所知道的陕西师范大学的另一位大师是黄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