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小说《在酒楼上》写于1924年2月16日，本篇最初发表于同年5月10日上海《小说月报》第十五期第五卷上。这篇小说历来受到研究者和评论家的青睐，基本上都是着眼于精致的结构。其实在我读过的鲁迅作品中，唯觉这一篇从艺术叙写的角度很有可观。
整篇小说篇幅不长，但当中着重提及的几件事，不管是从接受者还是阐释者的角度讲，都是很吸引人的。作者在小说里把两件普通的事说成“无聊的事”，这是否可以直观地视为是他内心的一种“消极”情绪呢？作品中的“我”到底在扮演着一种怎样的角色，似乎像是一个被“架空”的人物，只是为引出“我”的同窗“吕纬甫”而精心结构，有意设置的。尽管“我”是小说中的倾听者，而吕纬甫也的确是一位倾诉者，但现实一点说，吕纬甫的倾诉最多也只是“倾诉”，不能见出他的思想在哪里？反倒是“我”在无形中扮演了“传达者”的角色，虽然话语不多，但句句都很关键，真切地塑造出了“孤独者”的形象。
在笔者看来，小说中“我”是高出吕纬甫的一个中心人物，而吕纬甫只不过充当了我的“代言人”，成为名副其实的“传声筒”，这就构成了一种独特的叙写角度。试想小说如果缺失了吕纬甫这个宿构的人物，那不就成了在酒楼上“我”自己一个人的冥思苦想，甚至是自然状态的自言自语。小说没有了引人入胜的情节，自然没有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换句话说设置吕纬甫这个人物正是为了突出主题，突出“我”。
下面，我们具体来看小说中“我”和吕纬甫的关系是怎样进展的。首先是“我”自己的处境和见到同学之前在酒楼上情绪的转变。“我”暂时居住的S城是“我”曾经在这里任过教员的地方，对“我”来讲，这本是故地重游，当有很多的感慨，可以去寻访故旧。但哪里知道“寻访了几个以为可以会见的旧同事，一个也不在”，这就加深了“我”的悲凉情绪。以至经过学校门口也“于我很生疏”，在洛思旅馆感到很无聊，于是就去很熟悉的小酒楼——一石居。酒楼的布置和陈设与先前的大体没有什么变化，只是“从掌柜到堂倌却已没有一个熟人”，我完全成了生客。“我”就在无可奈何中，“略带些哀伤”，回忆着过去，竟“渐渐感到孤独”。由此我们可以感受到“我”的心情由起初想见旧同事转变为厌恶见到，甚至“偶然听得楼梯上的脚步声，便不由得有些懊恼，待到看见是堂倌才又安心了”。正是因为我的心情有了这样的变化，才为下文遇见吕纬甫做好了铺垫。
其次，“我”和吕纬甫在酒楼相见时，两人之间情感有着微妙的变化。吕纬甫走上楼梯，我竟“吃惊”地站起来，不期而遇的见面肯定使人感到意外。只是“假如他现在还许我称他为朋友”，有一点惶惑还略带些猜疑，这种不确信也流露出“我”的孤独感和失落情绪。在必要的寒暄之后，我由起初的高兴又变得“颇不自然”，“我们先前原是毫不客气的，但此刻却推让起来了”。吕纬甫说着他所做的那些“无聊的事”，我从始至终都是一个认真的倾听者。吕纬甫“满脸通红，似乎很有些醉”，到最后堂倌把账单交给“我”，“他也不像初到时候的谦虚了，只向我看了一眼，便吸烟，听凭我付了帐”。在“我”与吕纬甫的整个交谈过程中，他是讲述者，但这种氛围里却渗透着“我”的情感变化，从“高兴”到“不自然”，再到一种莫名的无奈和惆怅。
小说中吕纬甫做的两件“无聊”的事，一件是回乡替夭弟迁葬，一件是替阿顺买剪绒花。
先说给夭弟迁葬。吕纬甫有一个三岁的弟弟，可令人痛心的是活到三岁就夭折了。因为“坟边已经渐渐地浸了水，不久怕要陷入河里去了”，所以母亲很痛心，命他去迁葬。于是吕纬甫就借着假期做好迁葬的事宜，在城里买了一口小棺材，带着棉絮和被褥，又雇了四个土工。但是吕纬甫一直说这是一件“无聊”的事，不过在迁坟的当时他却“忽而很高兴”，因为他“愿意掘一回坟，愿意一见我那曾经和我很亲密的小兄弟的骨殖”。吕纬甫的内心不时又迸射出亲情的火花，开始掘坟的时候，他竟认为他这样一个庸碌的人，只有“掘开来”的命令是一生中最伟大的命令。然而结果又是这样得出乎自己的意料，“棺木已经快要烂尽了，只剩下一堆本丝和小木片”，连同被褥、衣服、骨骼，什么也没有，影踪全无。他是怀着一颗凝重的心去迁葬的，但结果又是如此令人失望，他本可以平了坟，卖掉棺材，可他并没有这样做。他将弟弟身体所在地方的泥土放进新棺里，然后埋在他父亲坟茔的旁边，然后去“骗”母亲，使其心安。
在常人看来，为故去亲人迁葬是一件极为庄重的事情，尽管他的弟弟夭折时只有三岁。可吕纬甫说这件事“无聊”，再结合他在迁葬中情绪的变化，始终都是那样庄重。得知小弟的骨殖和遗物一点没有了的时候，他仍然做形式上的迁葬，使母亲那颗慈母之心能够慰藉。可见吕纬甫所说的“无聊”绝不是我们现在讲的，因为没有意义而产生厌恶情绪的无聊，而是因为很多美好的心愿不能实现由此生发出的失落感，是一种体验人生况味后悲剧情绪的流露！
再说替阿顺买剪绒花。吕纬甫是因为母亲的提醒才想起给阿顺买剪绒花，“她曾经知道顺姑因为看见谁的头上戴着红的剪绒花，自己也想有一朵，弄不到，哭了，哭了小半夜，就挨了她父亲的一顿打，后来眼眶还红肿了两三天”。买花时吕纬甫是怎样的一种心情呢！“我不以为厌烦，反而很喜欢；为阿顺我实在还有些愿意出力的意思”，“因为我甘于为了买花，我先在太原城里搜求了一遍都没有，一直到济南”。吕纬甫一年前回家乡接母亲时去长富家里坐，看到过阿顺，吃荞麦粉实在不合口味，但望见阿顺的深情“是害怕而且希望”，所以竟然一口气吃完了荞麦粉，并“祝赞她幸福，愿世界为她变好”。不过历来好事多魔障，就在吕纬甫来酒楼前不久去给阿顺送剪绒花，才得知阿顺已经不在了。她的伯伯长庚嘲笑她的未婚夫不如一个偷鸡贼，于是一个善良而苦命的女子就这样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在忧郁中死去了。
要说“无聊”，吕纬甫的剪绒花没有送给原本想送的人，虽然也送出去了，但毕竟很不情愿，阿顺的妹妹阿昭全不像她的姐姐，“简直像一个鬼”。美好事物的消亡，美好心愿的不能实现，悲剧意蕴的浓重。正是在这种“无聊”的氛围当中，吕纬甫找到了倾诉对象，酒楼上的谈话可以使孤独者的心理暂